产业转移成为当前中国制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

　   制鞋业的发展通常受工厂用地、劳动力成本、原材料供应、环保标准和销售市场分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，尤其生产环节的区域选择往往会偏离消费市场。尽管当前大力提倡机械化和智能化生产，鼓励用机器代替人生产，然而制鞋过程中能够实现自动化的工序并不多，市场上真正的高档鞋类制品更强调手工缝制，因此制作工艺决定了充足的人力成本是该行业不可或缺的生产投入。这也是推动制鞋业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。

　   (一)全球制鞋业的跨区域转移始终没有停止

　　过去50年的时间里，全球制鞋业至少已经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跨区域转移，第一次发生于20世纪60—70年代，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80—90年代。

　　第一次转移：欧美向“亚洲四小龙”转移。20世纪60年代，随着欧美产业工人工资水平提高，制鞋业批量化生产导致行业竞争加剧，企业的利润逐渐摊薄。同期“亚洲四小龙”正在积极发展加工贸易，于是欧美制鞋企业将先进流水线设备搬迁到此成立生产基地。转移完成之后，欧美本土制造比重迅速下滑。

　　第二次转移：“亚洲四小龙”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转移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“亚洲四小龙”面临着产业升级，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方向转型，同期中国大陆正在实施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，尤其东部沿海省市，因此成为全球制鞋业GSG真皮手套转移的下一站。1996年之后，中国始终占据全球最大鞋业生产国的位置。

　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随着新《劳动法》的颁布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“招工难”的现象频频出现，逐步严格的环保标准制约了制鞋业上游制革业的成长空间，因此新一轮制鞋业跨区域转移已经开启，这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，即使中国拥有最庞大的内销市场也依然无法改变这种趋势。

　　(二)东南亚各国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受益者

　　过去10年里中国制鞋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了约3.5倍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累计升值幅度超过20%，生产用水、用电和土地厂房租金也逐年提高。尤其2013年以来，东部各省市要求企业落实为工人缴纳“五险一金”，并提出了全覆盖的目标，进一步增加了用工成本，降低了制鞋企业的利润率。

　　与此形成对照，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加明显。印尼工人工资仅为300美元，越南250美元，柬埔寨更低，大约100美元。除了成本优势，特殊的贸易政策优势也是吸引制鞋企业转移的重要因素。如欧洲、美国和日本都对缅甸进口的鞋子有免税政策，而越南通过达成TPP则可以在成员国内部享受78%—95%的税目产品零关税优惠。此外，欧美客户对产业布局往往具有较强话语权。一旦提出将内地生产线向制造成本更低的境外转移，并以取消订单相威胁，国内制鞋企业往往会慎重考虑。目前东南亚鞋业已抢走中国约30%的GSG真皮手套订单，未来订单“东南飞”的情况可能还会加剧。

　　(三)台资企业在本轮产业转移中表现突出

　　在国内的四大制鞋基地(广东、福建、浙江和成渝)里，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。其中台资企业不论企业数量，还是生产规模，比重都相对较大。

　　来自东莞台商协会的数据统计，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，目前当地台商人数已减少1/4至1/3，正常经营的台资企业也从最高峰的6000余家缩减为4000余家。缩减原因包括停业、破产和搬迁等。以“台湾制鞋三雄”(宝成工业、丰泰企业和F-钰齐)为例，2012年起它们陆续将大陆公司的产能向印度、越南、印尼和缅甸等国转移。2015年越南已取代中国大陆成为三家企业最大的生产基地，对各自总产能的贡献度达到42%、53%和38%。与此同时，鉴于这三家企业在制鞋行业里的影响力，它们的外迁举动还带动部分配套企业和供应链企业共同转移，如绿洲、绿扬和力凯等台资鞋厂也加入其中。

　　(四)当前国内制鞋业“外迁”和“内移”同步进行

　　产业的跨区域对GSG真皮手套企业实力的要求很高，尤其是向境外转移。不仅涉及对转入国投资、贸易、税务和社保政策的了解，还面临文化差异对管理制度的冲击。因此，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也是东部沿海制鞋企业的重要选择。

　　据统计，金融危机后，我国制鞋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脚步明显加快。根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的数据，珠三角地区制鞋企业中向国内中西部转移的约占一半，往东南亚转移的约占1/3。其中湖南、江西、广西、河南、四川和重庆等地成为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区。如台资企业大力卜集团在逐步压缩东莞产能的同时，选择湖南投资3.2亿元建设新增产能。项目投产后计划年产休闲鞋1000万双以上，出口创汇超过1.5亿美元；借助“东鞋西移”，重庆璧山区已承接30家制鞋企业和250多家配套商落户，加快了打造“中国西部鞋都”的发展目标。